据说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让咱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各国友人赞叹不已。同时我们的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若那个国家的人民不知道咱们的孔子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了。
这自然是值得骄傲的事。但我们也不能太骄傲——要知谦虚可是咱们的传统美德。既然人家都如此熟悉咱们的文化先祖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礼尚往来,了解了解别人家的文化先祖呢?笔者的回答是:咱们大多的同胞的确是对人家的文化了解太少了,是得要好好学习学习。虽然人家还没象咱们把自己的孔子学院办到人家家里一样,也把他们的“柏拉图学园”办到咱们这里来,但咱们可以主动去了解了解人家的文化祖先。
说到当代西方欧美人的文化祖先,那首当其冲一定要说一个叫苏格拉底的人。
推算起来,这位苏格拉底可是要比咱们的孔子要晚出生将近一个世纪。虽然这两人一个生在地球之东,一个在地球之西,在时间上也相隔较远,但如果我们稍加比较便会发现,他们却是有着极多的相似之处。
先来看他们的出身,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个普通的石头雕刻匠,而母亲是个接生婆。而孔子虽说祖上是贵族,但早就家道中落,而且三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艰苦度日。
但他们又都不是普通的穷孩子,似乎都天生的好学,而且都是一边自学,一边到处拜师。在古希腊,在苏格拉底还未成名之前,就有著名的“希腊七贤”,及其他的一些“大智者”,他便向他们学习。比如他向文法家普罗迪科斯学文法、向女祭司狄奥提玛学有关爱的知识。而孔子则向师襄学琴,向苌弘学乐,甚至据说也向老子学过道。
而他们又差不多在而立之年都成了大家公认的大学者,且都带着一帮弟子。不过苏格拉底的弟子似乎远没有孔子多。最后他们两个都成了人类文化的先祖,当然一个代表东方,一个代表西方。
而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很多方面的观点还是非常的接近。比如他们都把人的伦理道德放在首位,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德行”更重要的了;又比如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比认为自己“知”更重要,最大的“知”是“无知”。这一点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而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我唯一知道的东西就是知道自己无知;而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相信有一种超然的东西。只不过这超然的东西在苏格拉底看来是神,而在孔子看来是“命”。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一切智慧都是神赐,而孔子认为自己的一生均由天命注定。
而与他们之间的相同点比较起来,他们之间的不同点似乎要少许多,且在笔者看来,比较明显突出值得一提的不同也就在以下两点。
一是他们教育方式不同。虽然这两人都是大教育家,且都以育人为已任。但他们的教育方式却是大相径庭。据说这苏格拉底在传授别人知识时,是从来没给过别人明确统一的答案的,而只是一味的向别人提出问题,倒象是在向别人请教似的。比如说,他曾向一位叫谛德谟的青年讲授什么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就是这么教的:
苏问:虚伪应归于哪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骗、奴役等应归入哪一类?答: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哪些极大地损害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骗了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骗朋友。苏格拉底: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骗自己士兵说援军马上就到,从而鼓舞起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答:应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下去了,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走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骗吗?欧谛德谟: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苏格拉底哪里是在教学生知识,简直就是在给别人挖坑嘛!
再来看看咱们的孔子。虽说孔子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可他是绝对不会象苏格拉底那样不嫌麻烦地绕如此大弯子。如果是他对学生说到什么正义非正义,什么是君子小人,他一定是干脆直接,简单明了。他会对学生说: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或者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然后学生们便把他的话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回家背熟。
然而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话孔子也不是轻易向学生说的。他的风格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而苏格拉底的风格就完全不同,他总是积极主动,逮谁就向谁问问题,最后总是问得别人漏洞百出,哑口无言。
他们教育的方式不同,教育的结果更是不同。孔子培养出一大批自己的忠实信徒,能够把他所论所言看作是绝对真理。而苏格拉底却完全相反,培养出来的多是自己的“背叛者”。比如他说这世界上是先有桌子,后才有“桌子”这个词。而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却和他唱反调,非要证明是先有“桌子”这么个“理念”,现实中才有桌子。而且还说这明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桌子才是“理念”的“影子”。而后来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同样不给老师面子,反对老师柏拉图的“理念”之说。而且毫不含糊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就是说真理才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
这苏格拉底和孔子之间的不同之处虽然不多,但它却是至关重要。而正是这不多的不同点让东西方文化显出截然不同的特性。打个也许不当的比如,这就正如物种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现象——物种基因中发生一点微小的变化,但会演化出全然不同的新物种。那百万年前的一群猴子中,有那么几只的基因突然出现与别的猴子小小的不同,后来他们便进化成了人类,而其它的猴子仍然是猴子。
我们不能不承认,中西文化的截然不同在他们各自的祖先那里便埋下了差异的文化基因。苏格拉底的文化基因让西方人敢于怀疑探索甚至“背叛”,而我们的孔子则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播种的是固守、遵照、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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