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下旬，我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
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无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权作回乡散记。
1、星散的人口
我的村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曾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
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我们回忆起三十年前的人口状况。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自然村所在的整个行政村人口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
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
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地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
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2、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3、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
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
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
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
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
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
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
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地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地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4、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13年春节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5、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
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
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最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
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
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
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
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6、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7、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
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
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
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
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地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
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抚养自己子女和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
8、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地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轻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
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
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
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
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
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他们是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
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
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
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
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
乡村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9、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蒋家庄的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除去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引起重视。
10、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
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
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11、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12、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
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
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不表。笔者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13、勤劳未必能致富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缘”。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三生有缘”，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坚强就一个儿子，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是不够。
四是养猪赔钱。蒋坚强去年养殖了50头猪，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那场猪瘟，蒋坚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当年万元户蒋坚强的返贫，也造成了许多相信勤劳致富、坚持务农的农民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勤劳致富被逆淘汰。
14、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组织。
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15、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地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
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