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核心期刊《文化纵横》跨年订阅全新上市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在文化纵横微店订阅
本文内容摘录自天地农大、新乡土、《新华每日电讯》、《南风窗》等媒体，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5月6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政务动态栏目发布“省自然资源厅召开《山东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等项目和技术规程专家研讨会”，消息称，国土空间规划处将“编制全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指导各地完成县域村庄布局，制定全省合村并居规划指导，稳妥推进合村并居”，引发广泛关注。
2014年我到山东德州调研，当时德州市规划将德州8000个自然村全部拆掉，建1000个左右的大型社区。拆除8000个自然村，就牵涉到德州市全部农民的利益。大拆大建，拆农民房子要钱，建社区要钱，初步算下来也要超过千亿资金投入。
德州市是一个财政贫市，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市领导的想法是通过增减挂钩将拆农民房子退出的宅基地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卖到青岛，换回资金搞建设。问题是青岛并不缺建设用地指标，德州市即使腾出建设用地指标也卖不出去。德州市因此只能靠贷款建社区，向农民收取建设成本，以及降低建设质量标准。结果就是，以前农民在自己房子住得好好的，现在非得被强拆搬进社区，还要自己出钱，搬进社区房子的质量差、面积小，社区也没有可以存放农具的空间，距离承包地太远，之前庭院种植蔬菜也没地方了。
总之是搬到社区生活质量下降了，生产生活更加不方便了，还将原来计划到城市买房的积蓄用于买了社区质量很差的住房。拆村并点的结果就是：政府花了很多钱，农民不满意，规划因此无法持续。德州市终于在拆除大概10%的村庄以后难以为继，合村并居不了了之。
合村并点并非在山东，也并非仅德州在做。2015年9月14日山东临沂曾发生过一个影响恶劣的拆迁案，就是为让农民搬到合村并点的社区，强拆农民的房子。农民不愿搬，在自家房子坚守不出被烧死。
农民宁愿烧死也不愿搬迁，是因为合村并点的社区住房质量差，生活不方便，生产更不方便，还要自己出钱买房。虽然农民不愿搬迁被烧死的极端情况比较罕见，山东农民普遍反对合村并点却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山东省象着魔一样非得花费巨额财力去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建社区呢？
德州市所说“三高两难”（编者注：“三高”，一是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基层负担重；二是空心村比例高，土地浪费严重；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公共服务水平低。“两难”，一是村级管理水平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二是民主管理难）成为支撑山东省着魔于拆农民房子的理由。问题是，“三高两难”实在是小学算术题，经不起算啊。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相对于德州计划花费上千亿资金来合村并点，每年4000万元村级组织运转成本何足挂齿！
空心村比例高？农民进城自然就会有空心村，空心村仍然还有无法进城农户需要留村务农，还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将来需要返乡，村庄对农民生活的保底显然极为重要。有农民进城了，将房子空在那里，他们需要时再回来住，为何非得将农民进城后留下的空房子立即拆掉？有人说农民空房子不住人，浪费了土地。问题是，不住人的空房子就是空在那里，土地也仍然在那里，怎么就是浪费？中国并没有粮食紧张到非得将农民房子拆掉将宅基地复垦种粮食的地步。反过来当前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季节性抛荒。耕地大量抛荒，却将拆农民房子复垦农民宅基地种粮食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岂不荒唐？何况农民空房子仍然是作为退路来保留的。
2020年新冠疫情条件下面，幸亏农民在农村有房子，他们可以返乡安全度过疫情。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绝大多数农户都已经自发到城市买房了，农民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指望靠合村并点来为农民提供良好基础设施，恰恰是花了大钱没办成事。
“两难”就更不能成立了。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第一，群众增收致富的机会在城市，指望村干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怎么可能！第二，合村并点大折腾就能突然冒出带领群众致富的村干部？民主管理难？将小村合并成为大村就可以防止家庭宗派治村的痼疾？大村有大村的管理难处，小村有小村的管理优势。从来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民主管理难不难与村庄规模大小有关系。
相对全国来讲，山东省行政村规模普遍偏小，这个意义上讲，山东合村并居也并非就一定不好（当然，我以为合村并居没必要），但合村就合村，何必花那么多资金去拆农民房子，建所谓“新型社区”。
山东省在村庄之上普遍有管理区，山东的行政村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自然村（也就是村民小组）比较类似，管理区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行政村比较类似。在我看来，山东省合村并居最简单的办法是将现在的行政村改成自然村基础上的村民小组，将管理区改成行政村。改变体制，不拆农民房子，更不拆掉自然村。
一个管理区下面有若干个自然村，有若干分散的居民点，有什么不好？这方面，山东烟台在管理区一级搞党建示范区，没有大拆大建，几乎不花财政成本，就完全解决了德州市所谓“三高两难”的问题，群众满意，又没有财政压力。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实际上，最奇怪的事情是，山东牵头合村并居的居然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就是过去的国土资源厅。本来行政建制应当归组织和民政部门管，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自然资源厅只管理土地，何以会管到合村并居上来？这与自然资源部曾发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关。为了节约土地资源，原国土资源部出台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同时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民宅基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要拆农民房子，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动起歪脑筋，通过合村并点来拆农民房子。
拆了农民房子农民住哪里？就住到廉价低质量建设的所谓社区，农民生活生产因此变得很不便利。
在经济条件比较好、财政能力比较强的地区，地方政府拆农民房子会给予比较多的补偿，农民搬进社区还比较满意，比如四川成都和山东青岛，政府财力比较强，实行增减挂钩，农民还是受益了的。
而对于山东德州这样的财政穷市，地方政府没有财政能力，拆农民房子却不能让农民获得满意的安置，搞得天怨人怒。临沂因此烧死了不愿拆房子的农民。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因为合村并点造成极其严重的农民利益受损和干群关系对立。德州市自身财力不行，他们希望将拆农民房子所减少的农村建设用地变成可以交易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问题是，农村宅基地太多，山东德州拆除8000个自然村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挂钩形成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远远超过市场需求。
德州市刚开始时是希望将指标卖给山东比较富一点的青岛，问题是青岛也有增减挂钩，不缺指标。德州的指标卖不出去。原本指望靠拆农民房再卖指标获得土地财政收入，用这个收入偿还建设社区的贷款。现在指标卖不出去，建设社区的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地方政府因此形成了巨额地方债务。
合村并居因此成为农民不满意、地方高负债、国家利益受损失、大量资源被浪费的多输的折腾。山东合村并居这样的拆腾不能再搞了。（本文摘自天地农大）
（二）合村并居将导致地方财政破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那么，怎么办呢？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这一条，发达地区本地的地票交易可以跨区，于是，他们就开始搞大拆大建了，如“合村并居”这套东西，目的就是尽可能拿到土地指标。比如，某个沿海的发达省，一亩地的用地指标，把房子拆了，把它变成基本农田，就可以叫做占补平衡了。可以在它的省会城市或主要工业城市，把这些土地变成国家批准之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建设指标。这个指标和国家批准的用地指标，其实在用途上是相同的。那这个值多少？比如说能值一百万。如果拆一两户或几户农民的房子，可以拆出一亩地，就能够换这一百万。
很多人对这事儿本身提出意见，我当然认同大家提的意见，但我觉得更应该分析这背后到底什么原因。如果国家不打算帮地方政府化解债务泡沫、金融泡沫和地产泡沫这三大泡泡结合在一起所造成严重的危机局面，如果这些比较凶险的趋势不去遏制，就挡不住地方政府“拆村并居”的做法，因为它要拿这一亩地一百万的收益。
“拆村并居”一定搞得“鸡飞狗跳墙”，因为是一定要打掉这些农民的房子，现在很多农民根本就不是什么一户一宅。当年强行把人家多少口人集合在一户里边儿，就给人家限定了一个证。人家现在早就分家了，人家盖了好几个房子，非得说人家那些房子不合理。人家外出打工了，你就说那叫闲置，然后要给人家收回。现在疫情期间，3亿打工的，估计怎么也得回来一半。把房子拆了，人家住哪儿啊？
大危机之下，有点儿责任感好不好？说这话好像带着批评了。我们希望大家都有点儿中国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共同面对危机。我们得调整自己的行为，不能光说要过紧日子，不能光让老百姓过紧日子。官方各个部门，要减少楼堂馆所，减少豪华消费。这样我们才能把危机度过去，特别是现在面临环境又如此险恶的情况之下，再不搞官民一致，再不发动群众靠发动谁呢？得让这些人变成民众认可的干部，上下一致。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调整，面对大危机难道不就意味着社会混乱吗？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表面，而要更深入地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以及这个背景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要让这个声音变成社会广泛接收的声音，才能真正影响有决策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制止。（摘自天地农大）
▍桂华：警惕激进“拆村并居”给农村带来系统性风险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和刘彬相比，滨州的袁珍和她的袁家村乡亲们，甚至连发懵的机会都没有。4月中旬，村里突然召开村民大会，镇领导宣布袁家村被纳入了合村并居范围，率先拆村。随即，一百多位乡镇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袁家村，入户宣传动员。目的只有一个：让村民签字，同意拆房子。这一变故实在太大，袁珍和大多数村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她是土生土长的袁家村人，亲眼目睹袁家村从一个落后村庄变成了道路、广场、电力、网络、垃圾桶等一应俱全的“美丽乡村”。没想到，刚过上好日子，马上就面临变故。关键是，当地政府在动员农民拆房子的同时，却无法向他们承诺何时何地建好新社区。袁珍实在想不通，本能反应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她们一家和村里23户人家一起，坚决不签字，成了当地政府的“眼中钉”。
菏泽的孙野和他的孙家庄乡亲们也正在经历煎熬。三月九日，疫情还没结束，镇政府就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和宣传车日夜不停地动员群众签字拆房子，搞得在家上网课的学生都不得安宁。孙家庄是镇里唯一在拆的村庄，政府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也未告知还建楼房的面积大小和价格如何，只是口头表达被拆房子的最高标准是每平米750元，但有20%的折旧。换言之，最高补偿标准是每平米600元。村民大多都不同意，但党员和干部必须带头，当地政府动员有干部身份的亲戚上门做工作。软硬兼施下，全村260户中，已有60户签订了拆迁合同。镇领导和拆迁组作风强势，派出所也时不时地将拍照“阻挠”拆迁的村民传唤问话。看样子，基层政府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孙野不知未来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最糟心的或许是李尚一家。李尚所在的临沂李家村，从去年十月开始大规模拆迁。虽说拆迁的同时，安置楼房正在离村4公里处建设，但因不具备入住条件，且补偿标准极低，拆掉的平房无法置换一套楼房，李尚和村里的部分村民也成了“钉子户”。从三月底开始，李尚留守家中的父母亲每天都要面对家中田地被挖、作物被损毁、断路断电、家门口被放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碎等滋扰。李尚的父母无法忍受，于6月11日投奔在其他城市工作的李尚。6月13日中午，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短信告知的情况下，李尚家的房子终于被强拆了。李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他报过警，写过上访信，打过市长热线，但都没用。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安慰，看看有关合村并居的相关讨论，了解一下政策。虽于事无补，却也只能认命。
乡干部说了很多，但袁珍眼皮子底下的诉求，他们却没一句确切的话。袁珍问新社区在哪里、什么时候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明年八月十五就搬新小区。袁珍反驳，隔壁水库搬迁村，村子被拆了两年了，村民还在流浪！最终，袁珍还是没签字。到晚上快两点时，家里打电话给村支书，说如果袁珍出了问题，唯他是问。村支书无奈，只能和乡政府协调，工作组终于把袁珍送回了家。
实际上，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刘彬、孙野、李尚都有和袁珍一样的无力感。政策话语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服从都不行。比如，只要是党员和干部，乃至于干部的亲戚，必须服从“政策”。在地方政府看来，这些人本就应该是“讲大局”的，无论是否理解，都必须服从合村并居这一“政策”。渐渐的，那些不服从“政策”的，也就成了“对抗政府”的边缘人。这个逻辑实在强大，在农村，每个家庭总会有一两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亲戚朋友；哪怕没有，也还是和“体制”有关联。当体制内的亲戚朋友来当“说客”时，大家都很尴尬，但说服群众签订拆迁合同，是体制内人员的“工作”。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什么时候完成这项特别的“工作”，就什么时候再回去上班。
对群众来说，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政府拆掉房子，实在窝火；但不接受吧，又像是给亲戚难堪，如果影响了别人的前程，罪过真是太大了。最终，无论结果如何，肯定是“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袁珍举了一个例子。袁家村有位村民，虽不是体制内的人，但也被政府“拿捏”地准准的。这位村民在镇里开了一家工厂，因为不愿签合同，环保、安全、消防等各个执法部门不断上门检查，有一次还被强制停电停产了。这位村民被逼无奈，只好签字。基层的工作力度越大，调动的社会资源越多，群众感受到的政策压力也就越大。从结果上看，很多村民签了拆迁合同，但有多少是真心拥护合村并居政策的呢？哪怕刘彬这样有大局意识的人第一批签了字，也很难说他是心甘情愿的。至于别的村民，就更是软硬兼施下“逼签”的结果了。
还有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一旦搬进楼房，老年人和年轻人如何相处？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是诸多人伦悲剧的导火索。那些见过所谓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都知道，搬进小区后，老年人普遍都得住车库。面上的说法都是腿脚不便，不好上楼。但内心的无奈是，如果和子女住在一起，一定会在狭小空间内激起无数家庭矛盾。为了维持家庭和谐，老年人只能忍痛住在“冬冷夏热”的车库里。
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绝大多数地方推行合村并居都是“先拆后建”。小区八字还没一撇就动员群众拆房子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个现实问题是，群众如何过渡？政府虽然会发放少量安置费，但根本不够生活。被拆农民只有三个选择：租房、投亲靠友和搭窝棚。在有些地方，由于合村并居的速度太快，被拆农户想租房也租不到。而如果一两年都还无法回迁，投亲靠友也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农民即便被拆了房子，总还有庄稼和果园需要照料。于是，绝大多数被拆农户都选择在田间地头搭窝棚居住。一旦哪个地方推行合村并居，农民住窝棚的景象就会大面积出现。
然而，合村并居需要大量的资金，从何而来？早先的试点，都是选择条件比较好、地方财政比较殷实的地区开展。济宁市有一个十年前合村并点形成的“万人社区”，当地是济宁财政实力前三的乡镇，当年为搞试点，当地财政预算了1亿元建设新型社区；为满足群众实际需要，最终却花了3.2亿才建成。即便如此，这个新型农村社区也还是有形无实，既没有实现乡村振兴，也无助于城镇化，更谈不上城乡融合发展。农民还是回村里种田，合在一起的两个村，虽共处一个社区，却还是有两个村级组织。连疫情防控，两个村的村干部也是各守大门的一边，各自管各自的村民。
面对种种质疑，6月17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琥介绍说，目前，农村社区建设还处在探索推进阶段，没有下指标派任务，没有大规模的大拆大建。他还承诺，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由农民群众说了算，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实施，不搞强迫命令“一刀切”，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也在会上说，“我们将对基层的创新创造进行认真总结，对工作中产生的偏差和问题及时纠正，坚决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因地制宜，把好事办好。”
我们希望，山东省能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让合村并居政策走上正轨，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推进。合村并居，千万不能成为一场瞎折腾。（摘自《南风窗》）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随着城市病的出现，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机生活热潮的兴起，低碳、慢生活理念的传播以及人们对健康的追求，都要求人们重新分析和认识乡村的生活价值。传统村落是依据人们的需要和感受而形成的，是一种复合、有序的空间。现在城里人喜欢往乡村跑，就是因为乡村里有人们需要的生活元素或要素。新鲜的空气、慢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节拍相吻合，这是有利于生命和人的健康的。乡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农民的生活方式中，包括习惯和习俗等，许多原本就是符合生态理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