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性情。
引子
懂历史的都知道，做研究，先得有史料，史料哪里来，找！问题在于，关于“糖”的资料，零散地分布在各种典籍之中，季羡林必须一个一个将它们找出来。
这样的工作类似于，在一片沙滩里散落着无数的绣花针，你得一小块一小块地筛选，直到筛完这片沙滩，找出所有的绣花针。
此时，季羡林已经退休，80高龄，还患有白内障，有钱有名，啥也不缺，完全可以挂个名誉教授，写一写回忆，做一做讲座，拿着稿费，安享晚年，又何乐而不为。
但季羡林之所以是季羡林，是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可以坐享晚年的名人。
每天天一亮，季羡林就穿着他的标配：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往北大图书馆跑。一坐就是一天，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一本一本地、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寻找和糖有关的史料。
要是能找到哪怕一条有用的，季羡林都会欣喜如狂，如获至宝。但有时候，季羡林连续翻了好几天，都找不到一条有价值的史料。但又如何呢，季羡林依旧是每天一趟，寒暑不辍、风雨无阻。
而这一翻，就足足翻了两年。季羡林说“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
“几十万页”是什么概念？如果一本书二十万字的话，他翻了将近一千本书。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读过一千本书。
1981年到1998年，经过近二十年的酝酿，一本“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糖史》终于出版，前后三编，共计七十三万字。
关于糖史，有无数的著作，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来写的《糖史》，唯季羡林一人而已，前无古人。
很多人，成名之后再无作品。因为他们把名声看得太重，生怕稍有不慎，就会砸了自己的招牌。但季羡林不怕，他要进步，哪怕年过八十，也同样可以重新上路。
名声
1999年，季羡林八十八岁，出版社为季羡林庆祝米寿，北大勺园的宴会上，来宾云集，各种祝词和赞扬都纷纷涌向季羡林。
来宾致辞结束后，轮到寿星作答。季羡林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晚年季羡林，名声接踵而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成了他的便签。但对他来说，这不但不是欣喜，反倒是压力。所以，他曾“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涛涛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对于和自己无关的名誉，他坚辞不受。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那一代人，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身份不过是个虚名。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像明星一样去生活，他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
季羡林的一生，何其辉煌，为学做人，臻于极致，陈寅恪多次提携，胡适之不吝赞美，连温家宝总理都曾五次登门拜访。
然而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
更难得的是，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对人也好、对事也罢，他没有半分掩藏，说真话、讲实事，他愿意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季羡林的学生唐师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他或许不是圣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不是，但他却是中国最后一个真实的人，一个高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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